正是情节的可理解性和逻辑的可公度性，它才不是作者的自言自语，而是可以与读者交流、能通过理性来检验的案例。
中国正义论则旨在处理正义原则，它是一种为一切规范、制度体系奠定基础的基础伦理学。这就犹如海德格尔说的：什么叫做非理性的观念？这只能根据一种理性的观念来界定。
生活是由通贯于天地人我万有一切所成之总体的创造性根源，落实于人这样的一个活生生的实存而有，以其身体、心灵通而为一，因之而展开的实存活动。在最本源的层级，儒教是一种情感的教化，儒家讲的诗教、乐教就是一种情教。从西方哲学来看，形而上学（metaphysics）这个词与哲学（philosophy）这个词的渊源也可验证这一点。[92] 僧肇：《物不迁论》，《肇论校释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10年，第17页。在本次对谈中，林先生首先谈到了他的基本思路：传统中国社会是由血缘性纵贯轴所贯通，由血缘性的自然连结、人格性的自然连结、宰制性的政治连结所构成的，但这就会导致一种道的措置：宰制性的政治连结反而占据了主导地位。
故自形外已上者谓之道也，自形内而下者谓之器也。[105]《张载集》，北京：《中华书局》，1978年版，第8页。提刀而立，为之四顾，为之踌躇满志，善刀而藏之。
此等譬喻，唯佛经有之，世典绝无而仅有者，最宜详玩，有深旨焉。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，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，可不哀耶。这闻道不就是养性么？ 钟泰的说法是有理有据的。若一一合之，乃见其妙。
虽然区分道、技概念之不同，但随后的解释， 依然是对其操刀经验的真切描述：始臣之解牛之时，所见无非[全]牛者。（《秋水》）去掉生活中多余的东西，焕发生命中固有的能量，就是返璞归真，就有美好与快乐。
第二层，则是 运刀的心得，无厚入有间，游刃有余，而关键时刻则动刀甚微，迎刃而解。他强调说： 我不是说那些在实验室里进行的实验，也不是说我们在生活过程中，或是在某一职业中积累起来的那些经验，也不是我们某一次，在某个特殊场合所感受到的某种具体的经验。后世器识、器量、器度等评鉴人物的词汇，由此而来。汉学家毕来德就把这所见莫非全牛者、未尝见全牛也，以及以神遇而不以目视，描述为人类技能训练普遍经历的三个阶段。
如果说纯粹的身乐是生物性的，纯粹的心乐是神性的，那身心之乐肯定是人性的。器与技都有经验的性格，而器是经验的对象（工具或产品）,而技则是经验的过程。而语言艺术的激活，同其他技能的运用一样，其得心应手的状态，是不假思索的。但结论若仅限于此，似乎有些消极。
其实，在中国传统中，从《易传》形而上者谓之道，形 而下者谓之器开始，道器并举，道是相对于器而言的。《当代学者自选文库?庞朴卷》，1999年，安徽教育出版社。
三 道 体 庄子虽在汉代归为道家，但庄书中的道不是老子的道，不像是一个意义统一的范畴，《齐物论》 是非之彰也，道之所以亏的道，与《知北游》中每况愈下之道，用法就很不一样。（《老子》第八十章） 与之对比，则是同为显学的墨家对器的重视。
相貌是天然的：《养生主》中公文轩见右师而惊曰：是何人也？恶乎介也？天与？其人与?曰：天也，非人也。当庄子通过匠石与质人的关系，来比喻他与惠施论辩之默契时，我们完全可以认为，他把语言也当作一种器，是生活甚至是抓捕意义之器。曰：然则君之所读者，古人之糟粕已夫。天选子之形，子以坚白鸣。而以神遇而不以目视，官知止而神欲行 则是进入高级阶段，它超越外部感知，掌握了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的操控技能，精准施为，达到出神入化的境地。这显然是黑格尔式的辩证法模式的运用，也类似禅宗式的 见山是山、见山不是山与见山又是山的三段式的影子。
《齐物论》对人生的描述，尽是惊险的警句：其寐也魂交，其觉也形开，与接为构，日以心斗，一受其成形，不亡以待尽，与物相刃相靡，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，不亦悲乎。以无厚入有间，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，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。
只是这种技术哲学关注的并非逻辑实证主义那种机械生产式的技术，而是一种有个性的技艺，是与人的本性更契合的一种事业。其实，即便在《庄子》中，也有养形与养性的不同偏好。
锤本身揭示了锤子特有的称手，我们称用具的这种存在方式为上手状态。身的快乐指生物性的满足，心的快乐系精神性的享受，身乐需要身体（健康）与资源的配合，心乐则是超越个体的身体满足的思想追求。
因此，在庖丁解牛中，技艺、形上学与生命意义是三位一体的。因此，读庄子不是一般美学意义上的欣赏，更是一种哲学思考的训练与检验。从概念上看，它的涵盖范围似乎是缩小了。解牛之技，乃治天下国家，用世之术智。
作为汉学家，毕来德的观点固然不同于传统庄学，但也不是西方理性主义的翻版。（《左传》成公二年）这与其正面看待文明的意义，同时 把礼看作文明成就的表现有关。
曰：圣人在乎？公曰：已死矣。盖诚用心于一艺，即凡天下之事，目所接触，无不若为吾艺设者。
五 养 生 庖丁解牛见之《养生主》，故事以文惠君之言作结：善哉。臣不能以喻臣之子，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，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斫轮（《庄子?天道》。
由此，庞先生引申出对理性主义的二元对立的批评。吾非不知，羞而不为也。第二个阶段，之所以能未尝见全牛也，是因为牛是已经分析开来的合成物，而人是只知分解世界的理智者，主客以此凑成了所谓的理性主义。吾所谓无情者，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，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。
庞先生把解牛之道，理解为一种实践哲学。笔者的问题是：庖丁所好之道，究竟是解牛之道，还是通过解牛得以体现之道？如果是后者，道意味着什么？与此相关，是器与技的关系，对道的把握能提供什么样的洞见？最后，事件对养生的启发，到底是一种隐喻，还是意义的直接呈现？下面依故事诸要素，按技、道、器、命诸问题，逐步展开分析。
大而天下国家，小而日用常行，皆目前之事也。我们非常熟悉这一基础，但一般不去注意它，因为它 离我们太近，而且太过普通。
此导引之士，养形之人，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。彼节者有间，而刀刃者无厚。